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各级党政机关公务活动中严禁吸烟、要把各级党政机关建成无烟机关等五项要求。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荆文娜

    “以前开常委会的时候，虽然已经室内禁烟，但只要‘一把手’忍不住点起烟，其他烟民领导也纷纷‘欣喜’跟上，整个会场烟雾缭绕，很是呛人”、“每次一进我们局长办公室，就免不了被浓浓的烟味呛得咳嗽不止”、“我们单位在室内已经全面禁烟，包括卫生间、楼道等地方，我本身不吸烟，可我们领导烟瘾很大，又怕在自己办公室吸烟影响不好，所以烟瘾上来时就跑来我们办公室吸烟，我们深受二手烟其害”……以上都是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在国家部委及地方政府机关走访与调查时单位职员反映的情况。“吸烟有害健康”仿佛仅仅成为一句无关痛痒的标语，但其真正危害却被烟民们明知故犯地忽略。公共场所吸烟问题屡禁不止，雾霾又来势汹汹，我们究竟还有多少洁净空气可以呼吸？
    “但是现在好了。”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控烟专家、前全国控烟立法小组课题负责人崔小波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略显激动地说。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各级党政机关公务活动中严禁吸烟、要把各级党政机关建成无烟机关等五项要求。“《通知》是重要的历史性控烟文件，在中国甚至比法规的执行意义还要巨大，因为它直接点名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党的核心作用显示在工作环境的禁烟效果应该是显性的。”崔小波接着说道。

    领导重视将使主、被动吸烟率下降

    是何原因促使两办在这一时间发布这一《通知》？又为什么会选择从领导干部入手？
    “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至2013年已经10年。《公约》明确规定，控烟履约由政府主导。”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坦言。
    然而10年来，中国控烟履约步伐缓慢，成绩不佳，广受国际社会质疑。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大抓社会大众反映突出的问题。“控烟履约也进入了最高领导层的关注视野。在他们的推动下，两办发布了《通知》。其目的在于让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选择让领导干部禁烟，不仅本人可起到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使其认识到烟草危害从而推动控烟。”许桂华接着说道。
    领导的重视从小事做起。“《通知》发布后，我们单位领导非常重视，首先我们领导不吸烟，其次已经召开了大小几次会议来传达《通知》精神，而且现在办公楼里每一楼层都张贴了新的禁烟标志，整体很有禁烟的‘感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全国政协机关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在采访中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介绍道。“我们单位在办公楼外建立了独立的吸烟室，由于在外面，去一趟吸烟室也很不方便，因此也变相地减少了烟民同事的吸烟量。”工信部王先生（化名）与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聊天时说道。由此可见，《通知》发布后，公务员领域已经积极响应并行动起来。
    据许桂华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介绍，我国目前有3亿吸烟者，其中男性吸烟者66%，女性吸烟者约为3.1%，另约有7.4亿人受到二手烟危害。且调查显示：我国男性公务员吸烟率61.0%，男性教师吸烟率50.2%、男性医务人员吸烟率47.3%。在这三类有影响的人群中，男性公务员吸烟率最高。
    另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调查数据显示，在控烟项目支持下的7个城市，二手烟问题的解决并不乐观。“我的经验是，如果领导重视，将使公务员行业主动吸烟率在一年内下降10%以上，对全国吸烟率的影响可能只有1%~2%左右。二手烟控制将下降15%~20%（现在是接近70%），并且会持续地发生改变。”崔小波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然而，“领导的重视也是个系统工程，观念上的重视只是第一步。”崔小波表示。

立法“地震”促政策监督与落实

    “控烟不应该是一个政策，应该是一组政策，我们控烟应该建立一套‘组合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副主任姜垣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解释道。
    《通知》已经发布，只靠领导观念和意识上的重视还不够，领导的重视还应具体到《通知》的落实或监督上，也就是应更有效地依靠立法。
    “实际上《公约》里第八条就规定公约生效5年内就应该通过控烟的立法，2011年1月9日，是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承诺完成全国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立法的最后期限，香港行政特区和澳门行政特区做得非常好，他们基本都按照这个要求，在这个时间点达到了这一目标，2007年的1月1日开始，到2009年的6月30日就全部禁烟。但我国目前国家级别的控烟立法，公开的消息是，已被列入国务院的第三类立法，国务院立法分一类、二类、三类，一类是要立即着手做，二类是要积极推动，三类被认为条件不是很成熟。但最近据卫生部反映，他们正在积极地推进这件事。”姜垣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解释道。
    在立法方面，地方反而走在了国家前面。继上海、杭州、广州之后，2012年哈尔滨、天津等完成了公共场所控烟立法。2013年，又有鞍山、青岛、兰州、深圳等相继制定或出台法规或政令。例如深圳立法3月1日生效违法吸烟罚款50元，上海到现在已经罚了50多万元。此外，北京等城市正在或已经进入立法程序。
    “北京市的控烟立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希望2015年能够实施，专家征求意见稿中，其执法将包含3个层次，第一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执法者，我们有权保护自己的健康，如在公共场所吸烟者不听劝阻，第二步可以告诉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如果经营者或管理者不管，第三步则可投诉到北京市的卫生行政部门，如果行政部门还不作为，可申请行政复议。”姜垣如是说。
    另外，姜垣表示，相关法律中涉及控烟的一系列条文都应做修改，例如广告法的修改，应该在全社会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政府机关要加强监管，更要堵塞住网络等新媒体的监管漏洞。
    对此，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关部门正在积极配合立法机关加快《广告法》的修订进程。
    此外，控烟举报机制也应完善。例如在台湾，有一个人群专靠举报违反控烟条例的人为生。“因为控烟管理部门会把被举报方交来罚款的约1/10左右奖励给举报方，这对双方都是警醒和激励作用，且控烟效果不错。”姜垣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介绍道。

专业控烟队伍人员资金缺乏

    领导重视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需要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加大投入。
    “目前我们控烟办只有16个人，而我国吸烟人群达3亿左右。香港进行控烟工作的人有145人，香港一共700万人，50万人吸烟。而且在经费方面，香港政府2012年投入控烟工作的资金约为1.4亿港币。台湾的控烟经费比香港还多。但我国每年中央补贴地方项目控烟经费就只有1000万元左右，与之相比相去甚远。”姜垣感慨地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说道。
    据姜垣介绍，在用于控烟的资金支配方面，例如香港，最大的一块投入是在执法上，控烟有很多政策不需要钱，例如涨价、包装上印刷吸烟有害健康图片，但是控烟工作有一些活动是需要钱的。“例如在我国，我认为最需要花钱做的就是电视广告，这个前几年我们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在中央电视台的11个频道做了一个月的广告，当时电视台给了一个最优惠的价格100多万，也是他们能拿出最多的钱了，但其实一个月的电视广告根本不够。”姜垣感叹。
    另外，在崔小波看来，在控烟方面另一个花钱较多的地方就是监测。
    此外，姜垣还表示，台湾一盒烟有20块钱的健康捐，健康捐一部分是拿来补助全民健保计划，就是医疗保险，另一部分是拿来做控烟。
    “我建议鼓励控烟机构申请经费。我国烟草每年有几千亿的税收，可以考虑从烟草的税收中拨3%的款用于控烟。”崔小波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