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季晓莉

    11月1日，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合作召开的“新兴经济体智库经济政策论坛”上，国内外专家围绕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趋势与前景展开讨论，认为新兴经济体虽然受到发达国家经济政策影响，增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仍有竞争优势和较大潜力。

新兴经济体进入“新常态”？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区域所所长景朝阳认为，新兴经济体已进入经济增长新常态。一是经济增速较高，2013年新兴经济体增长率为4.7%，而世界平均水平为3.0%，发达经济体只有1.3%；二是新兴经济体内部联系不断加强，新兴经济体内部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持续攀升，而与发达经济体间的贸易比重则在下降；三是一体化领域从贸易向金融延伸，尤其是金砖银行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新兴经济国家金融合作达到新高度。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根据2014年全球繁荣指数排名指出，中国在经济繁荣指标的排名跃升至第6位，近5年，亚洲国家排名不断上升，欧洲和美国则下滑。
    亚洲开发银行驻华高级经济官员庄建认为，发达国家复苏乏力，但东亚和南亚仍继续保持强劲增长。亚洲45个发展中国家2014年预期增长6.2%，比去年提高0.1个百分点；2015年预期增长6.4%。中印两国为亚洲经济增长贡献80%。
    “印度随着莫迪相关改革的推进，信心指数、就业等方面的指标都在改善，经济呈现好转趋势，预计2014年经济增长5.5%，2015年增长6.3%。泰国2014年经济增速预期将下滑到1.6%，但2015年经济增速有望回升到4.5%。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在内的东盟五国，2014年平均增速预期达到4.8%，但2015年增速也将回升到5.6%。”庄建认为，未来两年亚洲国家增长均保持平稳或回升态势。
    但是，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杜传忠认为，经济停滞甚至下滑是新兴经济体的“新常态”。2000~2012年，“金砖五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6%，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增长贡献率超过70%。而2012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普遍下滑，2013年，巴西、印度等国增长下降到5%以下；俄罗斯仅增长1.5%，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为0.1%，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德国科隆经济研究院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柯乐芙认为，当前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复苏艰难，势必影响新兴经济体增长。例如，印度1960~2010年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上升，但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需求下降，印度出口贡献率也不断下降，甚至负增长。再如，巴西由于资本外流和汇率波动，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面临着保持资本稳定的挑战。

新兴经济体面临新挑战

    不少专家认为，尽管新兴经济体未来增长仍有潜力，但这些国家都面临潜在增长率下降、结构调整与体制创新滞后、全球治理缺位等诸多挑战，难以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高速增长状态，新常态还面临不确定性。
    杜传忠表示，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驱动，发展内生动力严重不足；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比较优势主要是丰裕的资源和低成本要素，但技术、品牌、营销等高端要素匮乏；各新兴经济体内部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但在景朝阳看来，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面临趋势放缓的挑战，这是“成长的烦恼”，各国问题有所不同。中国主要是投资过热、过度依赖出口，内需相对不足；印度则是高贫困率、消费和储蓄不协调；巴西和南非正好相反，储蓄严重偏低，投资不足；俄罗斯的主要问题是过度依靠能源及原材料出口，受世界能源市场波动影响较大。
    庄建认为，未来几年亚洲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日程内的改革难以推进、中国房地产问题和影子银行问题恶化、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商品价格大幅飙升、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和美国退出QE后货币政策可能出现的不断紧缩。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原所长文富德指出，尽管莫迪力推经济改革，但印度经济增长仍面临通货膨胀与双赤字的严峻挑战。虽然印度的通胀率从过去几年的10%降到2014年的7~8%，但通胀压力仍不容忽视；2011~2012财年，印度中央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达到4.9%；经常账户赤字达到782亿美元，占GDP的4.2%。
    “双赤字问题源于印度的经济结构，短期内很难得到有效解决。尤其是印度的产业结构，印度服务业占GDP比重为60%左右，工业仅占GDP比重的10%左右，难以满足12亿人口对工业品的巨大需求，只能大幅进口工业品，由此带来国际贸易失衡、经常账户赤字以及其他一系列失衡。”文富德表示。
    南非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经济表现与发展部高级研究专家奥乌苏指出，过去几年南非经济增长缓慢，货币严重贬值。“南非需要进一步降低对出口的依赖，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制造业，重点解决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他说。
    “新兴经济体旧体制改革滞后、新机制体制建立缓慢，使经济增长面临诸多障碍。技术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不足，仍然依赖陈旧、过时的观念、体制、模式、组织和行为路径，硬件基础设施与‘软件’公共服务相对滞后，高端型、实用型人力资本储备相对不足。”杜传富表示。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前首席总裁艾森布莱特亦指出，新兴经济体虽然得到了发展，但也付出了很高代价，例如严重的环境破坏、资源枯竭以及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挑战，尤其是不受监管的金融部门如同怪兽一样难以控制，埋下了金融危机隐患。

结构性改革促可持续增长

    因此，新兴经济体迫切需要在结构调整、改革创新以及共同合作方面加大力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摆脱过度依赖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格局。
    杜传忠认为，新兴国家需要建立一套短、中、长期相互衔接、协同一致的系统性解决机制，突破根本性、瓶颈性的制约因素。“着力克服体制机制瓶颈，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推进全方位创新，打造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力引擎；强化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产业支撑，着力构建与新产业革命发展趋向相符合、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着力扩大需求，增强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他说。
    庄建则认为，全球价值链提升对亚洲国家的产出、收入与就业都会带来积极影响，但亚洲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进程并不均衡。比如，东亚和东南亚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但中亚和南亚尚未在全球价值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杜传忠建议，新兴经济体要重组国际产业价值链，形成制造与服务相融合，高中低端诸环节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新型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按照新产业革命的要求推进产业组织与产品创新；着重培育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打通资金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阻滞，不断协同、配套和升级。
    莫斯科西北战略研究中心宏观经济和国际研究部主任马库斯金强调，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需要系统性刺激政策，更需要重新构建国际经济规则。新的国际经济体系，要基于共同准则而不是某个国家的政治私利。
    “新兴经济体应通过国际合作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俄罗斯高度关注区域一体化的项目，注重发挥上海合作组织、欧亚论坛以及其他正式或非正式渠道的积极作用。”马库斯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