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张洽棠

    近日，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议在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会上提出，2015年需要继续加快推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转移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为何选定这三个领域进行率先突破？京津冀三地在协同发展过程中应该如何差异化定位？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探讨以上问题。

三大领域引领从“点”到“面”的转变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日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议在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提出加快推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转移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请问为何以上三个领域能够率先破局？
    赵弘：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础条件。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不能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思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疏解企业和城市功能，而应该更多地遵循市场规律，让市场主体做出选择，其前提正是具备人口和功能疏解的交通条件。
    目前，北京和周边城市缺乏高效廉价大容量的市郊铁路，在交通一体化的过程中要把轨道、市郊铁路、城际铁路作为重中之重，不应该平行着力于一般的公路交通，从而形成一个以市郊铁路、城际铁路为主的轨道上的京津冀，以高速公路和一般公路做重要补充，构成立体化的交通体系。
    生态一体化核心在于，无论是北京的大城市病，还是京津冀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都有一个突出的矛盾，即雾霾现象严重。京津冀地区的环境承载力比较脆弱，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福祉的突出问题。抓住生态一体化，不仅迎合了社会的广泛需要，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而且能够形成三地的“最大公约数”和利益共同点，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进行。
    产业转移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产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内涵，而且产业发展对于生态有重大影响，例如可以通过调节产业结构，包括产业的空间结构调整，来解决生态问题。将以上三点作为突破口正是抓住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过去我国发展以“点”为主，表现为各种经济区和开发区遍地开花，导致区域间产业同质化现象严重，而现在则以“面”为主，无论是京津冀，还是长江经济带等，都是更加注重不同区域间的协同发展，请问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
    赵弘：京津冀发展本质是一个联动的问题，无论是交通、生态还是产业，都很难在一个区域内独立完成，而且涉及到首都的非核心功能疏解和首都功能的重新配置，涉及到区域之间的配合与联动。即便是北京核心功能的提升，也不是北京独自能够完成的，例如科技创新功能，需要北京做好研发设计的创新源头，津冀等地做好接收、转化等工作，这是一个联动的过程。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很多区域之间的要素禀赋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过去的优势条件，现在变成了优势和挑战并存，例如过去北京的人才资源很有优势，但在发展过程中，其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以及生产要素成本，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生产成本已经很高了，加上北京的城市定位很难满足加工生产的功能要求，因此目前优势和挑战并列在一起。如果没有区域之间的重新分工和功能的再合作、再配置，单一区域独自完成一项功能也很难实现，因此需要区域联动，即所谓的从“点”到“面”转变的发展模式。

差异化定位：三地齐心协力共做大蛋糕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北京市的通州区被定位为北京市副中心，不久前环球主题公园落户通州，这是全球第六座环球影城，将会带动通州的文化旅游与交通聚合，请问作为首都的北京，在京津冀的新框架内有怎样的新定位？
    赵弘：北京的新定位是在考虑功能配置的时候，视野上更加开阔，不再以北京行政版图，而是以整个京津冀为范围，更多地引入区域经济、区域发展和区域协调的理念，而非单一行政区域内的发展，跳出“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打破行政区域内自身发展的惯性，这是一个重大的调整。
    例如通州区的发展要面向北三县（指的是河北省廊坊市下辖的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在北京的东部成为新的增长极，一方面疏解北京的城市功能，另一方面也带动北三县的发展，这是一个更宏观的视角。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天津市的武清区，地处京津要塞，距北京城区23分钟的高铁距离，其标志性建筑群为佛罗伦萨小镇，已经成为其名片，吸引了大量京津地区消费者，请问天津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如何凸显自己的优势？
    赵弘：天津的优势在于区位和资源，区位优势是指天津位于北京和东北之间，而且拥有北方第一大的天津港，资源优势则是指经过多年发展，天津形成了较为综合完备的城市格局，制造业基础尤其雄厚，这两大优势结合是天津在京津冀一体化中定位的重要因素。
    天津的滨海新区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新区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成本也相对低廉，现在已经初具规模，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可以拥有更强的承载能力。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河北的涿州市，据天安门广场62公里，目前主要在对接北京的医疗资源，例如涿州中医院在与东直门医院合作前全年仅有十几万元收入，而合作后流水收入达1
亿多元，请问河北在承接京津产业转移时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推进公共资源均等化？
    赵弘：相比较于京津，河北尤其需要注意差异化定位和重点推进，因为河北地域面积大，行政区域多，众多主体合作意愿都很强烈，因此在对接过程中，需要有顶层设计来调动各地的积极性，同时避免发展无序化。对接的原则应该遵循城市群的演变规律，具备条件的先做，暂时不具备条件的逐步创造条件。
    国家要给河北更多的政策倾斜和支持，特别是公共服务方面，河北和北京的落差较大，例如高考一本录取率河北只有9%左右，北京和天津都达到了24%，差距超过了一倍。这种公共服务均等化并非降低京津的公共服务水平，而是快速提高河北的公共服务水平，为京津创造疏解部分城市功能的条件，同时遏制周边贫困带导致的人口向北京过度集聚的趋势。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从以上三个例子可以看出京津冀三地定位的差别，北京通州定位在全国，天津武清定位在京津，而河北涿州则主要服务于周边县市，请问这种差异化的定位对于三地以及全国发展而言有怎样的影响？
    赵弘：差异化定位能突出特色，体现优势，实际上也是一种共赢的理念，其过程类似于“做蛋糕”，三地是齐心协力做蛋糕，而非简单的分蛋糕关系。因此围绕着首都的核心创新能力，以及人才信息技术密集的优势，同时利用天津的制造业和港口基础，河北的广阔空间等优势，将首都的创新功能放大，担负国家责任，打造第三经济增长极，同时也是实施国
家创新驱动战略的行动。

发挥两个积极性成就世界城市群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京津冀一体化在国内显然是国家级战略，而其在全球的定位，有观点称将成为世界级城市群，请问您认为目前京津冀离世界级城市群还有怎样的差距？
    赵弘：世界级城市群需要体现出自己的特色，同时有一定的规模和体量，在国际竞争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而京津冀的差距在于缺乏强大的创新能力，难以引领国际创新潮流，或者引领商业创新潮流等，目前来看，京津冀地区有很好的基础，现在面临着资源整合中的体制机制障碍，而且整个地区的产业基础还不够雄厚，特别是民营经济不够发达，市场经济意识不够强，观念较为落后，小农思想根深蒂固，这些都是未来必须改变的。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从世界大都市圈的成功经验来看，政府规划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例如纽约都市圈开放型经济的建立，日本东京每十年修订一次城市规划，法国则从1932年起就立法规划巴黎大区的发展等，请问在京津冀一体化中，如何协调好政府和市场间的关系？
    赵弘：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需要同时调动政府和市场的两个积极性，以市场经济的市场机制为基础，发挥政府在规划中的引导作用，以及在法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使得资源更加集聚，同时克服单纯依靠市场的失灵所带来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