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明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已非新鲜事。过去几轮改革，分别致力于推动国企放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重整资产管理体制，然而成绩却不显著。此轮国企改革与过去不同，首次鼓励国、民企互相参股的“混合所有制”，对内兼并重组，对外则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强强联手“走出去”，可以说让外界充满幻想和期待。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国企改革过程中也应留意一些问题。
    其一，国企改革可能制造更大的垄断。近日的南北车合并可理解为避免同业竞争，共同联手“走出去”。可是，如果未来接连出现“神油”、“神船”和“神钢”等央企大合并，合并的结果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垄断，有违给市场放权的“混改”本意。
    其二，绝大多数民企事实上较难参与国企改革。全中国有逾百家央企、逾万家国企，不少市值非常巨大，动辄逾千亿元人民币、甚至过万亿元人民币，大多数民企短期内可能较难加入这种“蛇吞象”的游戏中来。
    其三，民企参股未必能提升竞争力。在中信集团重组之前，原本持有不到60%股权的中信大股东，在整体上市之后股权反增至75%，拥有绝对控制力，其他股东更难挑战管理层。若这种情况在未来国企改革中继续出现，那么短期而言，引入民营企业仅达到了帮助筹集部分资金的目标。
    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之下，国企改革要取得进展，笔者建议或可更多考虑在海外企业联盟、完善法制配套和完善分工制度这三方面下工夫。
    如今国家推行“一带一路”建设，倡导国企更多进行海外投资。在以往的“走出去”过程中，遭遇不少诸如合同遭毁、“水土不服”、难以打开对方市场等难题。因此，笔者建议，未来要实现国企改革的目标，以及推动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国企不仅要引进战略股东，还应考虑更进一步通过与海外企业联盟的方式打开国际市场，并通过结盟的方式从中获取更多有益经验，倒逼国企改革。
    现今的海外企业联盟，可以分为战略联盟、产业联盟，主要通过投资、授权、长期合作、或与其他海外企业之间建立关系等方式结合，既可建立经济规模、应付产业结构调整、学习相关管理、生产经营，又可迎合后者的市场，以及分摊风险，减少中国企业海外巨额的并购、投资成本。
    新一轮的国企改革，还须关注完善法制配套。我认为，国企引进民企、海外企业的另一关键，是如何确保它们的权利，共建一个共同管治的司法基础。民企、海外企业加入国企，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一旦出现纷争，在司法层面如何防止国企背后的政府“既当球员又当裁判”。
    所以，应考虑改善、发展与所有制经济相关的法律，优化《公司法》、《商业法》、《证券法》、《会计法》和相关的税务法律，以健全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化产权制度。
    在完善分工制度方面，要解决国企改革中“以政府为公司”、但“政府又并不是公司”的问题，主要难度在于公司的目的是盈利、而政府的目的是服务，两者目标相反，政府产权的边界比较模糊，由此曾埋下很多隐患。虽然中国政府此前曾导入新加坡淡马锡模式进行小规模实验，但成效不彰，部分更因国企的间接抵制而作罢。因此，除了探讨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之外，笔者建议还可以借鉴香港港铁公司的经验。
    在股权结构上，虽然香港特区政府持有港铁公司超过76%的股份，民间资本只占有24%的股份，但港铁的主要运作、日常业务是由行政总裁及执行委员会8位总监负责管理，并向董事局汇报。在董事局的12名成员中，仅有4名董事与特区政府有关，这4名代表特区政府的董事会成员“抓大放小”，他们主要负责董事局旗下的审核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企业责任委员会，具体事务交由行政总裁及执行委员会负责。
    在这种模式下，除了每年获利甚丰外，港铁公司还被国际公认为世界级的公共交通运输机构，很多国家以及地区都引进了港铁的营运模式。港铁公司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因素之一在于香港特区政府的放权和建立清晰的股权、分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