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除贫困方面，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曾特别提到过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贫困和基础福利问题较为成功的国家。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吕昱江

    北京时间10月12日晚，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因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而获奖。迪顿的研究有何重要意义？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
  
以微观视角研究不平等的宏观现象

    迪顿1945年生于英国爱丁堡，1974年从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拥有英国和美国双国籍。
    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的声明表示，安格斯·迪顿的研究同时改进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这3个领域。
    消费者如何对不同物品分配开支与社会收入及其留存比例，两者之间显然是部分与整体的辩证统一。迪顿正是通过巧妙地将个人选择和总体结果连接起来，如此可以微观的消费行为为基础和切入点，阐释和推演能够促进福利和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
    迪顿在1990年前后对当时流行的从总收入和消费角度建立的消费理论提出批判，他认为，正确的消费理论应从个人入手，考察个人如何使自己的消费适应自己的收入水平。他发现，个人消费对个人收入适应的波动性与社会总收入的波动是完全不同的。迪顿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对个体数据的分析是解释整体数据发展趋势的关键，现在这种研究方法已在现代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用。
    而早在1980年前后，迪顿与他人联合创立了“近乎理想需求系统”（AIDS），可以灵活而简单地估计各种商品的需求在何种程度上取决于所有商品的价格及个人收入。除了学术上的意义，AIDS及其改进版共同组成的标准化工具可帮助政府、机构、团体较为准确地评估政策的影响。比如，对某种商品加税，大家都可以知道商品的需求会下降，但具体下降多少，迪顿的AIDS工具可以准确地告诉你。再比如，政府提高个税免征额，个人的收入增加了，全国的内需自然会增加，但具体会增加多少，也需要求助迪顿及同僚研发的这类工具。
    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所设立的，但在评选步骤、授奖仪式方面，与诺贝尔奖相似。奖项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每年颁发一次，遵循对人类利益做出最大贡献的原则给奖。
    经济学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后，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经济学家们也在不断地拓展经济学的边界。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反映了经济分析的新趋势和新特点，这些趋势和特点又反映着经济学与现实世界的紧密联系。
    金融危机以后，宏观经济学的专家得奖更多，2009年、2010年、2011年一直到2013年、2014年，只有2013年是股票价格问题，相对来说是一个微观问题，其他几乎都跟宏观经济相关。也就是说，金融危机以后，明显偏向于宏观经济，因为宏观经济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迪顿却是微观经济学家。

不平等或非全消极

    迪顿并非对于不平等嫉恶如仇，作为严谨的学者，他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后果”。在他看来，不平等当然有着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平等也有其作用，譬如可以促进竞争。
    不幸人群所遭受的痛苦，会推动人们去寻找新的可以填补贫富差距这条鸿沟的方法。这是因为，既然有的人可以免于不幸，那么不幸本身就不应存在。
    另一位研究贫困和福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说过，即便是那些相信社会应存在某种形式的平等的人，也会对应实现何种平等而各怀己见。
    迪顿指出，如果让所有公民的收入都变得一样，那么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就会大幅降低，这样的结果是，最穷的一部分人可能会变得比那些存在收入不平等地区的穷人还穷；如果强调“比例公平”，即每个人得到的，应该和他的付出成正比，那么按照这种观点，则通过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来实现的收入平等，就不合理；要是强调“机会平等”，想必实际中关于何为“机会平等”，就更不可能有一致的答案。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分配领域“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现象严重，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其实就是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战略。
    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目的基本达到，可是，带动其他人一起富裕、走共同富裕之路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在新的发展阶段，处理好先富与共富、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事关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迪顿的一本名为《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的书，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
    在这本书中，迪顿讨论了如下诸多问题：不平等导致了哪些问题？不平等到底是有益发展还是有害发展？我们所谈论的各种不平等中，哪些是至关重要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否对社会有好处？如果没有好处，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规则和制度是否正确？这些不平等真的总是不公正的吗，还是它们会带来一种更高层次的善？
    不过迪顿表示，自己不是“盲目乐观”主义者，贫困问题目前仍然非常严峻。“我们并没有走出贫困的森林，对于地球上许多人来说，情况糟糕极了。”他说。
 
“如何解决不平等”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启示

    在迪顿看来，贫富差距绝非是简单的收入问题。倘若只是富人收入增长，穷人相对贫困，但是整体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那么这样的帕累托原则并无多大伤害。但是超脱了收入领域，在健康、福利方面，一旦富人过多地占用社会资源或者保持政策制定，则穷人在这方面受到的挤压可能非常有害。
    这样的例子从国家层面和阶级层面都会存在。在国际间，发达国家也可能会因为害怕地位遭到挑战而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一个国家内，既得利益者往往可能利用优势为落后者追逐前行者制造障碍。
    相关专家表示，我国政府当前正在力推的新一轮改革就是，意在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固有利益，同时亦为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于贫困和援助之关系，迪顿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福利改善应更多依靠内部力量的发挥来解决。
    放眼全球，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儿童不是因为不可治愈的疑难杂症，而是由于一些常见儿童疾病而死去。只要国家无法提供常规母婴医疗，这些儿童就会继续死去。
    总之，如果国家没有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如果政府无能，监管和强制执行就不能有效运行，企业也就难以经营；如果没有运转良好的民事法庭，就不能保证创新企业家能从他们的新思想中得到奖赏。
    在消除贫困方面，迪顿曾特别提到过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贫困和基础福利问题较为成功的国家。
    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10月12日，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在介绍“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等扶贫日活动情况时就表示，近年来，中国的扶贫开发事业又取得了新的重要进展。全国各地和国家有关部门认真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实施，围绕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补好补齐贫困地区发展滞后和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落后的这块短板，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支持参与，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的研究改进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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