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

    当前，我们推进互联网+，一个关键问题是积极探索如何使互联网+创新这种技术创新与传统行业有机结合，在提高传统行业的效率、效能、质量的同时，实现经济健康发展，让大多数人获得就业机会和财富，这是衡量发展的关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上的一些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陆续开始反思这场危机。就连20世纪80年代风靡全球的世界体系论首倡者沃勒斯坦最近也著述表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昭示着西方社会体制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认为全球格局在未来几十年肯定会变，但是如何变，他感觉自己也还没有看清楚。
    时任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的阿代尔·特纳勋爵2012年专门写了一本《危机后的经济学——目标与手段》，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度分析，认为这次危机的发生既有理论上的误导，也有政策决策上的失误，值得深入反思。特纳兼任新思维研究所和法兰克福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以及伦敦经济学院、伦敦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对21世纪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挑战的研究，并试图对这些挑战提出自己的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方案。
    深读《危机后的经济学——目标与手段》，其中有几个思想值得当前研究宏观经济管理问题时参考和反思。

反思传统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基本假设

    特纳首先对现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产生了质疑，认为过去几十年里，在主流经济学和政策研究制定领域中流行着一些关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假设。一是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必须通过可以测量的GDP的快速增长来实现，衡量政府基本能力的指标是提高GDP的速度和扩大GDP的规模。二是自由的市场体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三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不平等的发生是必然的，甚至一定的社会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特纳认为，这些假设在人们的意识中已经根深蒂固，形成定势，支配着人们的行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些假设成为整个政治领域的主流思想和政策制定工具。
    特纳认为，反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必须深刻反思上述假设。
    一是长期的经济增长是否一定要成为富裕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政策目标？这一点目前尚不明确，但需要深入研究。他说，“长期增长最大化不应该成为公共政策的主要目标。”一旦发生这样的转变，就会出现不同的情况，他指出，“一旦最大化经济增长不再是目标，最小化经济衰退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目标。确保经济稳定的宏观经济管理至关重要，而追求长期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宏观经济政策就远不那么重要。”他在这里提出了两个目标：最大化经济增长和最小化经济衰退。目标不一样，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则自然不同。宏观经济管理的关键是目标的确定。当经济增长由追求单纯的GDP转向追求人民福祉时，一系列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就必须调整，在经济领域包括金融监管、气候变化、地方发展考核体系、发展规划，在社会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和社会治理的方式也需要进行适度的调整。在这样的目标下，进一步的发展获得的是“良性增长”，而不是“恶性增长”。
    二是经济增长未必一定就能够带来全体人民的福祉，纵观各国的发展经验，经济增长带来社会不平等的现象比比皆是。
    三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手段并非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万能手段。有研究发现，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密切。甚至在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后，人均收入与生活品质的满意程度之间的关联曲线会呈现完全平坦状态。
    但是，特纳也承认，经济发展对于那些处于温饱以及温饱以下的国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他说的，“古典经济增长在中国和其他新兴中等收入国家仍然是相当重要的。”各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发展目标就不尽一样，宏观管理的手段也不尽相同，做好宏观经济管理，首先要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做出准确判断。

创新要使新的发展动力衍生与扩大就业并行

    特纳指出，“在现代经济中，仅有相对很小比例的劳动力就业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部门——这些部门的成功往往涉及资本密集和自动化，创造就业机会的潜力极小。”
    特纳的认识是基于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美国金融创新和房地产发展，把大量的精英吸引到了金融和房地产领域。为了使低收入阶层能够“居者有其房”，金融机构设计了一系列的金融衍生工具，通过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大量的低收入阶层获得了自己的住房。与此同时，美国的制造业开始向海外转移，出现了我们已经看到的20世纪80年代的亚太地区，包括亚洲四小龙以及四小虎的崛起，再到后来中国沿海地区的崛起。2008年美国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由创新于房地产的金融衍生品引起的。尽管美国的低收入阶层由于金融创新获得了住房，但是，他们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就业岗位。美国的经济总量增加了，但是就业岗位并没有增加，换句话说，低收入群体通过金融衍生工具获得了贷款，由于没有就业和收入，无法偿还贷款，最终导致金融危机。总结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前总统克林顿提出，复兴美国经济，必须使大量劳动力回到工作中去。2008年后，奥巴马通过各种政策召回海外的实体企业，再造美国的实业经济。创新，一方面要为经济发展寻求新的引擎，另一方面必须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二者缺一不可。
    当前，我们推进互联网+，一个关键问题是积极探索如何使互联网+创新这种技术创新与传统行业有机结合，在提高传统行业的效率、效能、质量的同时，实现经济健康发展，让大多数人获得就业机会和财富，这是衡量发展的关键。
 
完善激励机制是避免经济衰退和停滞的关键

    特纳指出，“激励仍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任何激励，我们将面临经济衰退和纯粹计划经济那样的停滞。”激励机制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现代经济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分配性，二是创新性。严格地说，分配性和创新性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最成功的经济是把分配性和创新性有机结合起来。让生产者和生产的组织者都能够在创新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收益，并通过这种收益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创造活力。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也是社会体制设计的核心，两种体制在这个问题上走向重合。
    一个社会要想发展，必须把建立激励机制摆在重要位置。在发挥改革作为发展的强大动力的探索中，如何建立起正面的激励机制是寻求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任务。
    事实上，人们的动机并不仅仅形成于对于利益的追逐，还形成于他（或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以及当时的社会规范。在一个社会环境内，个人会追逐与他人一致的行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现象，在社会中，它与竞争一样会对人们提供塑造力量。在家庭和社区领域，人们更多是合作，而不是竞争，甚至在非正式组织范围内，人们的行为更容易受到他人社会行为或团体行为的影响。由此，我们也可以解释行业规范在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创新性就不仅仅是技术创新和经济体制创新，也包括社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