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表示，结构性改革既包括供给侧，也包括需求侧，还包括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互动。

    2015年11月21~22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经济导报社、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发展网主办的“2016中国宏观经济高层报告会暨2015中国行业新标杆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召开。本次报告会的主题是“新常态、新趋势、新举措——变革中的中国经济发展新格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范恒山、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周南、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副司长连启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兼所长刘尚希、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毕吉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石耀东、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所首席研究员邹平座、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徐锭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卓贤等领导、专家和学者出席会议并做主题演讲。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张洽棠

     11月21至22日，由中国经济导报社、中国发展网主办的"2016中国宏观经济高层报告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中国经济导报社社长王平生、中国发展网常务副总裁卢必成讲话并致辞。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在会议期间就供给侧改革等问题进行了采访。
    相关专家表示，供给侧改革同样需要需求端共同发力，其中，财政政策需要转向公共消费，而货币政策则应更加重视M3。

需求供给同发力

    近日，习近平主席提出"供给侧改革"，向外界表明了"中央经济治理思路现重大转变"，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表示，过去我国更多从"三驾马车"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即消费、投资、进出口，一说要稳增长，就是从"三驾马车"来考虑问题，其中的关键就是投资。
    刘尚希表示，如果现在继续只在投资方面发力，可能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和困境，例如现在政府还有多大的能力继续大规模扩大投资，继续扩大政府投资能起多大作用，等等。这个好比治病，不能说吃药就行了，关键吃什么药，疗效怎么样，这个很重要。
    过去对"三驾马车"的分析，以"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去寻求政府的对策，去制定相应的财政货币政策，刘尚希表示，现在从"三驾马车"分析框架回到结构性改革，显然不再是注重需求策略的管理，同时要重视供给，结构性改革应该是超越于供给、需求之上的更高层面的问题。
    刘尚希表示，不能因为过去注重需求，现在转向供给就可以了，而是应当超越于供给、需求之上，从整体上，系统性地考虑，即整个结构性的改革。刘尚希表示，真正结构性的改革，既包括供给侧，也包括需求侧，还包括供给与需求之间怎么互动的问题，只有供给和需求形成互动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孤立静态地考虑需求或者考虑供给，都不能解决我国面临的多种结构性问题。
    刘尚希表示，把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这两者统一起来进行考虑，形成一种机制，让供给与需求两者良性互动，只有这样，经济下行的风险才可能真正解除。而从经济学来分析，刘尚希表示，当前经济下行的风险，实际上主要是结构性的问题所导致的，而不是单纯的需求不足，或者单纯的供给不足，其实现在既有需求不足，也有供给不足，既有需求过剩，也有供给过剩，这个主要是结构性的问题。

财政政策：公共消费应加强

    据财政部数据统计，截至10月，从今年的财政收入看，全国公共财政收入月度同比增速只在6月和7月分别为13.92%和12.54%，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其余月份月均同比增速没能超过7%，而从财政支出看，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速只在1月有所减缓，其余月份月均同比增速超过20%，两倍于同期收入增速。
    那么在收入放缓、支出快增的情况下，如何进行供给侧的财政体制改革呢？刘尚希表示，要实行结构性的财政政策，推动结构性改革，过去是总量为导向的财政政策，现在来讲要实行结构性的财政政策，推动结构性改革。
    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刘尚希表示，第一是从盯住增长速度转向结构，以促进结构调整为政策目标，而不是以增长速度为目标。刘尚希表示，盯住结构的问题，不能直接调结构，而是调结构的行为，包括市场的行为，包括地方政府的行为。以调研为例，刘尚希表示，地方政府的行为，导致一些企业去产能的行为无法形成。因为地方政府一旦救市，把那些企业就救住了、稳住了，之后就变成植物人了，变成僵尸企业，僵尸企业一旦形成就耗资源，这样结构调整就遇到麻烦了，所以地方政府的行为要进行调整，要用积极财政政策，继续调结构的行为，企业的兼并重组，在这方面要鼓励。
    第二，要把投资消费转化成长期变量，刘尚希表示，过去把投资消费当作短期变量，当作宏观调控的手段来看待，在观念上有问题，消费既可以是短期变量，也可以变成长期变量，长期变量可能变成影响结构的变量，而不是仅仅影响短期需求，去拉动增长的变量。
    第三，政策的重心要转向公共消费，刘尚希表示，这个公共消费，就是公共服务的消费，公共消费要短期和长期衔接起来，怎么衔接的？刘尚希表示，短期来看是需求，因为扩大消费是需求，即使消费了，也转化成能力，例如，营养状况、劳动技能，都来自于消费，对食物的消费，教育的消费，这些都转化成能力，转化成人力资本，这个为创新创造了条件。
    刘尚希表示，所以公共消费、公共服务方面，进一步的加大力度，这样的加大力度，不是说把钱投下去就完了，而是要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这个效果提升在人力资源的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上面，如果花了钱没有效果等于白花，就像吃营养品一样白吃了，不管用，在这方面，光有政策不行，还得有改革。

货币政策：M3需被重视

    近日，央行公布10月金融数据，广义货币（M2）余额136.10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高0.4个和0.9个百分点，创2014年7月以来新高；而狭义货币（M1）余额37.58万亿元，同比增长则更快，同比增速已达到14.0%。
    据统计，中国的M2/GDP值，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14年的1.93，在36年间增长了5倍。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货币超发呢？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邹平座研究员表示，首先，观察货币不光要看M2，还要看到M3，M3含有股票、债券这些准货币，那么这块数字比起来就不一样了。以中美比较为例（货币单位统一成人民币），邹平座表示，今年10月，M2来讲，我国是136万亿元，美国是85万亿元，美国比中国少了50万亿元左右，而M3，美国将近600万亿元，中国只有189万亿元，美国是我国的三倍多，即我国M2大M3小，美国是M3大M2小。
    邹平座表示，对M2数据一直有巨大的误解，这也是中国政府在调控当中，出现若干问题的重要原因，因为这个原因使中国经济陷入了一种紧缩性陷阱。2009年中国退出刺激政策的时候，邹平座主张政府的退出应该是战略性退出，而当时的货币政策出现了扭曲的状态，即大部分的钱投向了国企，使得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陷入了资金恐慌，而将其进一步抛向风口浪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因此，需要考虑M3，邹平座表示，中国的货币结构是不合理的，金融效率是低下的，但是中国货币超发是不成立的，考察货币供应量是考察M3，要考虑金融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如果仅仅考虑M2，因为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以此判断货币超发是错误的。
    而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完成，利率是人民银行通过市场调控来实现，邹平座表示，不像计划经济，通过资金、短期长期贷款和公开市场三面操作，而且各种不同的贷款对应不同的市场利率，即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已经从原来的直接控制，变为市场化调控，这预示着中国将来会向市场注入大量的货币。
    至于货币政策的转型，邹平座表示，已经应该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五中全会的各项方针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包括五个统筹、可持续发展以及五个理念等，大部分都是供给管理战略。而我国供给管理与西方的供给学派有不同之处，邹平座表示，他们针对西方市场从税收等几个微观机制方面来阐述，但是我国的供给管理在长期实践中总结了完整的经验，中国有一套比较系统的供给管理思想和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