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表示，过去即使注意到供给侧的时候往往也采取计划经济的办法，政府出手来改变供给结构、改变供给的体系。
    即使是认定了问题出在供给侧，要改善供给也有不同的办法。正确的办法是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体系，通过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这样的制度体系来推动供给侧的改善。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张洽棠
    
    11月以来，“供给侧改革”成为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两次强调，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称，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那么，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什么？供给侧改革又能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些什么？
    相关受访专家表示，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对应，主要政策差别在于是否使用刺激政策，而中国目前供需错配的实际情况需要市场化的供给侧改革，尤其是政府角色不可错位，中国的改革、开放、创新或将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中提供新贡献。

供给侧与需求侧差别：市场出清

    说起供给侧改革，自然要和需求侧管理一并探讨，这两者在经济学理论中有完整的论述。
    需求侧管理强调可以通过提高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其理论基础来自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均衡分析。凯恩斯认为因为需求不足，当期的实际总产出可能会低于潜在产出。在此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调节有效需求（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刺激投资，或者财政政策直接增加政府支出）来使得总产出达到潜在产出。
    而供给侧管理强调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其理论基础来自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产出的提高可以通过增加要素投入（包括资本存量、劳动投入），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包括技术、制度、自然条件等）实现。
    那么，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有何主要区别呢？国信证券分析师董德志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首先，前提假设区别：市场能否自动出清。所谓市场出清，是指市场经济中商品能够通过价格变化自动调节需求和供给，使得供需达到均衡。供给侧管理（新古典主义）认为商品价格具有充分的灵活性，能使需求和供给迅速达到均衡。而需求侧管理（凯恩斯主义）认为因为商品价格存在刚性，短期内无法充分调整，所以会有需求不足的情况出现。换言之，凯恩斯主义认为宏观经济会出现需求不足情况，而新古典主义认为不会出现。
    其次，政策理念不同：是否需要刺激政策。董德志表示，需求侧管理认为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下降，所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政策（刺激政策指为提高总需求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提高需求，使当期的总产出达到潜在产出。供给侧管理认为市场可以自动出清，当前产出可以自动回归潜在产出，所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而不需要提高需求的所谓“刺激政策”。（事实上，包括弗里德曼、卢卡斯等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些调节需求的刺激政策非但没有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反而增加了经济的波动）

四大“歼灭战”克服供需错配

    如果供给侧和需求侧主要政策理念差别是刺激政策，为何现在要进行供给侧改革呢？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姜超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表象是需求不足。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从需求侧看，外需中，全球出口增速2010年见顶回落，过去3年持续零增长，中国较难独善其身，而低成本优势不再，令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不可避免。内需中，2011年人口结构出现拐点，2012年人口抚养比见底回升，2013年地产销量增速持续下行，工业化步入后期，投资增速持续下行。
    而实质则是供需错配，姜超表示，但需求刺激效果甚微，2015年以来央行5次降息降准、国家发展改革委新批基建项目规模超过2万亿元，但投资依然萎靡。而在消费领域中，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供需错配：国内消费增速拾级而下，但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国内航空客运增速缓慢下行，但跨境出游却持续高增长。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在短期需求，而在中长期供给。
    至于供给侧改革的实施路径，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明确指出，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功能健全的股票市场。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称之为推动经济结构改革的4个“歼灭战”。姜超也表示，供给侧改革将分别在劳动力、资本、创新、政府4条主线上推进。
    不过，平安证券分析师魏伟表示，当前中国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较为充分，除了初级产品、铁矿石、能源等价格不够市场化之外，实际上劳动力价格、资金价格等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对较高。尽管要素市场的改革存在一定的空间，但其仅剩的部分管制并非阻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原因。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也证明，增加劳动投入不会提高人均产出（除非人口结构变化），资本投入达到稳态均衡后便对经济增速没有贡献，从长期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因此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想办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需要市场化的供给侧改革

    如上所述，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市场的实践，都表明生产要素不是改革重点，而全要素生产率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姜超表示，鼓励创新和改革政府是主要发动机，其中，政府角色尤为重要，一方面鼓励“两众两创”，提升创新转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需要有便利的资源和宽松的成长环境，从而提高创新者的存活率和创新产品的转化率。自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后，国务院及各部委也纷纷出台优惠政策措施。姜超预计，未来以下三方面改革将同步推进：一是推进产学研结合，从而提高创新成果工业转化率。二是为创业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资金支持，例如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三是实施针对创新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和费用减免，例如研发费用抵税等。
    另一方面，改革行政体制，降低制度成本。姜超表示，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同样大有可为，一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具体改革力度由强到弱依次是加强反腐、打破垄断、放松管制。中国企业不仅面对来自原材料、税费、财务、人力等领域的显性成本，更面临来自上述领域的隐性成本。以反腐为例，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狠抓反腐，落马官员人数有增无减，预计未来也将在这三个领域进一步推进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前表示，过去即使注意到供给侧的时候往往也采取计划经济的办法，政府出手来改变供给结构、改变供给的体系。比较突出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供给侧结构的改善，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但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来配置资源，大量的给企业补贴来发展光伏产业、LED产业等等，而非用市场的方法。
    即使是认定了问题出现在供给侧，要改善供给也有两种不同的办法，吴敬琏表示，正确的办法是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体系，通过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这样的制度体系来推动供给侧的改善、供给体系和供给结构的改善。例如在供给侧鼓励创新，政府最重要的是要建设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要建设好的法制化的市场体系，而不是直接去确定攻关的内容、确定技术路线、去给企业许多补贴，甚至是已经到了竞争后的阶段，继续给一些企业补贴，这样削弱了市场的竞争。

改革开放创新是中国式新贡献

    不仅是中国，全球经济数据也表明世界需要新的增长方式。
    IMF最近的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预计比2014年有所放缓，2014年是3.4%，2015年预计是3.1%，其对2016年做出3.6%的预测。
    而从世界主要经济体GDP数据看，美国经济保持温和复苏，一至三季度平均为2.1%，而欧洲、日本经济未见明显起色。金砖国家则表现比较分化，巴西已经持续3年负增长，2016年预计还是负1%。俄罗斯受能源和经济制裁的打击，今年预计是负3.8%，印度经济总体表现比较好，2015年预计是7.3%。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总体来看，全球的结构性问题，也是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突破这轮危机，主要表现在全球性的需求不足的背后是供给侧的失衡，其中，劳动力表现为高收入国家是低生育陷阱，高收入国家不愿意生孩子，而高生育国家，像非洲、中东是低收入陷阱，生孩子很多的没有钱，钱比较多的不愿意生孩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构性问题。
    而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黄剑辉表示，技术突破主要是在美国，只有美国有技术突破，全球转移很缓慢，地缘政治冲突，效率低下。全球要实现新一轮的增长需要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也曾表示，哪个国家宏观政策从注重短期的维稳转向更中长期的效率的提升，转向供给侧的改革，哪个国家就能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中胜出。
    那么，在全球都需要供给侧改革的情况下，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实践会有怎样的创新空间呢？
    黄剑辉表示，在宏观政策方面，美国的教科书中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基本框架，而我们现在把“改革、开放、创新”这六个字放在了前面，未来的宏观政策框架应该是改革开放创新+财政货币政策，也可以概括成中西医结合，前面是中医治本的，后面是治标的。黄剑辉强调，全球要突破这轮危机，中国要走出这轮下行都需要构建新的宏观框架，新的框架的供给侧是改革开放创新，需求侧还是财政货币政策。

链接    

劳动力：调研认为，子女教育金储备方式渐趋多元

    中国经济导报讯 记者张洽棠 杨虹报道 12月11日，由第一财经研究院主办，金鹿财行、仲鹿信行联合主办的"宏观经济与财富管理：2016大趋势"论坛在京举行，同时《中国城市家庭财富管理报告：现状与趋势》白皮书正式面世。白皮书得出十大调研结论，包括：低风险投资是大多数受访者对子女教育金的主要储备方式，但随着收入增高，储备方式更多元化，等等。

品牌：亚马逊全球开店提升中国品牌

    中国经济导报讯 记者张洽棠报道 12月10日，亚马逊中国在京发布《2015跨境电子商务趋势报告》。此次报告基于亚马逊"海外购"和"全球开店"这两大平台的海量数据指出，通过亚马逊遍布全球的14大站点，中国卖家通过亚马逊"全球开店"在全球众多市场业务发展迅猛，并不断打造全球品牌，由"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品牌"，而2014年亚马逊"海外购"的上线成为中国跨境网购的"引爆点"。

政策：报告认为，中国须防范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失误

    中国经济导报讯记者 张洽棠 张婧报道 12月1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协办的世界经济论坛在京举行，论坛同时发布《反危机和再平衡困境下的世界经济》主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关注的外部风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长期看，美国再工业化政策的结果，必然是与高端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优势地位的出现，中国必须对这一长期变化趋势予以合理的应对；其二是注意防范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失误，所导致的复苏阶段的二次探底；其三是注意防范TPP协议中的贸易排他性对中国经济所形成的外部冲击。

延伸阅读 

    供给侧改革之美国经验：里根经济学    

    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开始奉行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主张，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减少政府干预、紧缩货币供给等。    

    20世纪70年代，美国受到滞胀困扰。一方面，通胀预期高企带来名义工资上升，减少了企业利润、压制了投资意愿；另一方面，“通胀预期上升、增加名义工资、物价上涨”的循环又使得通胀难以驾驭。在1980年底美国通胀率高达13.5%、失业率达到7.2%，而经济增长率为-0.2%，深陷“滞胀”泥潭。
    同时美国经济也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例如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最高达70%，企业所得税率高达46%，抑制了私人部门投资和生产的热情。此外，在交通运输、铁路、天然气、有线电视、银行等行业还存在限制进入和价格管制等问题，经营效率低下。
    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开始奉行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主张，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减少政府干预、紧缩货币供给等。
    税率降低提高居民收入，推动企业投资。里根上台后即开始全面降低税率，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70%降到28%，企业所得税从46%降至33%，同时允许企业加速折旧，对企业投资给予税收优惠。此外，还降低非劳动收入税率，1981年将资本收益税率从28%降至20%，1982年将个人利息、红利等非劳动收入最高税率从70%降低至50%。
    放松行政管制和推行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里根上台前后美国政府就已开始放松对部分行业的管制，集中在航空、交通运输、铁路、天然气等行业。上世纪80年代后，在有线电视、银行、通讯等服务业也引入竞争和重组，放宽市场准入。随着竞争程度的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提升，也带动生产率大幅提高。    此外，上世纪80年代美国企业的并购和重组大幅增加，这既在于利率降低带来的融资成本下降（期间杠杆收购大规模发生），也在于里根政府在1981和1986年税收法案中降低资产收益税率和允许加速资产折旧带来的政策支持。1982年以后，美国产能利用率开始稳步提升，带动企业盈利增长。
    采纳货币主义的观点，紧缩货币应对恶性通胀。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将反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提高利率，降低货币供应量，联邦基金利率一度飙升至20%以上。尽管在1980年通胀仍攀升至15%，但紧缩政策的可信性和连续性最终改变了公众预期，到了1984年，通胀被控制在了4%以内。
    里根经济学大获成功，美国经济迎来“大稳健”时代。里根经济学发挥了预期的效果，美国走出了“滞胀”的泥淖。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增长率从上世纪70年代的6%回落到3.5%左右，但是诸如实际GDP、工业生产、就业增长、失业率等周期性宏观指标的波动率却明显下降。

供给侧改革之英国经验：撒切尔主义    

    撒切尔政府对没有必要保留国有成分的公司进行了大胆的私有化改革。    

    上世纪70~80年代的英国同样陷入了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账”泥潭。英国零售价格指数同比在上世纪70年代一度上升至25%以上，GDP增速却大幅下滑，还出现了负增长。但由于英国的工会力量过于庞大，失业率并未反映生产的下行而大幅上升，在上世纪70年代都保持在5%左右的水平。
    国企过多降低了英国企业的经营效率。上世纪70年代的英国经济中，国有企业占据着重要地位，分散在煤炭、电力、天然气、运输等诸多行业。国企经营存在“软约束”，也缺乏有效市场退出机制，降低了英国企业的经营效率。根据学界测算，整个上世纪70年代，雇佣了全国25%劳动力的国有部门只贡献了10%的GDP。很多国有企业持续处于亏损状态，还需要政府财政来补贴。
    撒切尔1979年上任首相后，同样采纳了货币主义的观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控制通胀。英国政府不惜以就业为代价，紧缩货币供给，基准利率在1980年一度达到17%。失业率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也因此大幅攀升，从5%上升到10%以上。但紧缩政策达到了预期效果，英国的通胀水平从21%的高位迅速下降至5%以下。
    加速推进私有化进程。撒切尔政府对没有必要保留国有成分的公司进行了大胆的私有化改革，如阿莫仙国际公司、英国石油公司、英国铁路酒店、国际计算机有限公司、费兰梯无线电缆、英国航空，英国货运和英国货运码头局。此外，诸如电话、天然气、水、电力等战略性国有部门也陆续上市。
    私有化运动提高了企业效率。英国人均产出增长率在上世纪80年代后明显回升，人均GDP、工业生产回升速度相比欧元区其他国家更快。尽管短期失业率走高，但效率得到提升后的各企业部门逐步吸纳了过剩劳动力，失业率在上世纪80年代中达到顶峰后明显回落。
    撒切尔政府还通过减税、废除物价管制等措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其执政期间，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从80%降到了50%，低收入者的税率从33%降到30%。与此同时还取消工会的法定特权，解放了劳动力市场。也取消了外汇管制，废除了政府对物价、收入和股利的管制。
    1981年后，英国经济就开始触底反弹。上世纪80年代后，恶性通胀就得到了控制，同时GDP增速逐渐由负转正。和美国经济类似，英国经济也走上了平稳增长的路径，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波动率大幅减小。与欧元区相比，英国的增长速度更快，且更加稳健。
    （本栏目内容由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张洽棠整理）

·编后·    

    这组关于把握经济走势、重视供给侧改革的报道，以2块版的篇幅，给读者带来了丰富的提示。
    比如，中国经济真正要靠自发的力量走出回升的趋势，至少要到2016年。在2016年底之前，恐怕中国经济是个L型的走势。
    再如，中国企业不仅面对来自原材料、税费、财务、人力等领域的显性成本，更面临来自上述领域的隐性成本。    又如，全球的结构性问题，也是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突破这轮危机。
    还如，哪个国家宏观政策从注重短期维稳转向中长期效率提升、转向供给侧的改革，哪个国家就能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中胜出。
    把握经济走势、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宏观经济管理者、企业经营者、智库专家不妨参考上述提示，深化对有关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