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 程晖

    “快意雄风海上来。”2月10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准备工作启动会，部署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准备工作。为什么要“封关”？“封关”后居民出行是否会有影响？“封关”后又有哪些风险需要防范？本报记者日前专门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罗雨泽。
    本报记者：为什么要“封关”？这种“封关”做法是国际惯例吗？对商品而言，“封关”前后有什么区别？对人们而言，出行会不会有变化，是不是会像香港澳门一样需要通行证件？
    罗雨泽：就海南而言，“封关”是封关运作的简称，即对海南自贸港货物进出、人员往来等实施特殊的海关监管，与因假期或特殊事宜关口中止办公不同。“封关”对主权国家或特殊关税区比较普遍，一般而言，这些国家或地区都会对人员流动和货物贸易实施一定的限制，即使高度开放高度自由，也不会完全放任不管。比如，新加坡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但对烟、酒、药品类等物品在进出海关时仍进行严格管制。实际上，我们的海关特殊监管区也是封关运作的，只是一般业态比较简单、区内没有居民、区内外差异主要体现在关税等方面。
    海南“封关”后，与“封关”前相比，商品通过“一线”即从国外进出海南会更加自由便利，而“二线”监管会适当加严，因为“封关”后海南与内地实施的是不同的关税和税收政策，两者之间需要有一个安全阀，以防控物品走私、偷漏税等风险，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因为海南自贸港的成功建设离不开内地的支撑，在加强“二线”监管、防控风险的同时，又不能割裂与内地便捷的经济联系，这就需要创新监管模式。
    对于是否需要像香港、澳门一样的通行证件，我个人认为只是形式问题。以现在的监管技术和手段，基于既有居民证件完全可以识别区分身份信息。当然，为了对一部分因业务需要经常来往于自贸港和内地的旅客提供更加便捷的通行方式，颁发特殊证件以便于通关查验，也不应过早排除这种可能性。
    本报记者：现在距2025年“封关”还有近3年时间，准备时间是长还是短？
    罗雨泽：“全岛封关”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很多，包括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税制设计与国内外税制衔接、监管制度创新、人员能力培训等。海南自贸港建设自身有很多特殊性，并且我们建设的是世界最高开放形态、具有中国特色的自贸港，世界上没有先例可循。我们又要兼顾发展、安全、效率、效益等多目标，制度改革创新的任务很重，3年的准备时间已经比较紧迫。我们需要在完善顶层设计和实施方案的基础上，先急后缓、抓大放小，聚焦关键事宜和主要矛盾予以重点突破，再逐步完善，切不可贪大求全急于一时。
    本报记者：这次国家发展改革委部署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准备工作时提出，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和设施建设，充分进行压力测试，确保“封关”后不发生大的风险。这里所说的风险主要指什么？
    罗雨泽：海南自贸港提出了五大“自由便利”和一个“安全有序”，防控风险也要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比如，贸易是否有大规模走私风险，投资是否会带来经济结构畸化、生态安全风险，跨境资金流动是否会有游资炒作、资金外逃风险，人员进出是否有政治安全、恐怖活动风险，运输来往是否有走私夹带、交通安全风险，数据跨境流动是否有违规内容、意识形态风险等。
    当然，不发展才是最大的风险，所以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同时，还要确保扩大开放、促进发展。这就要求不但“管得住”，还得“管得好”，需要提前充分做好压力测试。压力测试的目的就是要让潜在的、不可预见的风险充分暴露出来，有针对性完善监管体系，需要在此环节大胆试大胆改，不可提前进入“谨慎模式”，否则就起不到先行测试的目的。
    本报记者：我国现有很多自贸区，但只有海南一个自贸港，两者有什么区别？另外还有保税区、综保区，它们又有什么差异？
    罗雨泽：我国已分六批设立了21个自贸试验区，其中海南既是地理面积最大的自贸试验区，也是目前唯一的自贸港。此前我们也设立了大量的保税区、综保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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