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世界经济论坛多年合作，组织了多次会议活动，被称为“行走的达沃斯”。图为2019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苗露/摄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 季晓莉

    5月18日，以“改善企业跨国经营的生态环境”为主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世界经济论坛在北京联合召开2021年首届政企交流会。60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参会，在会上大家畅所欲言，细述对中国营商环境的体会，坦陈企业面临的难题，为政府在相关领域出台政策出谋划策。发言的企业家得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参会领导的热情回复，整个会场气氛融洽，诚意满满。

希望提高外资企业“获得感”“归属感”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我都参与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改善外资企业在华营商环境方面，确确实实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今天的会议主题让我想起2020年11月中国贸促会基于在华运营的50家美欧日韩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得出的报告结论：一方面外资高新技术企业对中国产业生态作出了贡献，尤其是研发创新和高端制造、标准制定、知识产权保护等；另一方面中国在提高外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执法规模空前。”高通公司全球副总裁郭涛第一个举手发言。
“高通和很多外资企业一样，都很看好中国市场的潜力，尤其是宁吉喆副主任强调的超大市场规模的潜力。近期我们会扩建在无锡工厂的二期项目；过去几年中美关系紧张之时，我们仍然在华招聘研发人员，即使上海、深圳、北京没有办公场地，大家仍都挤在各个会议室里工作。另外，我们与中国各地方政府和合作伙伴成立创新中心，在苏州成立了车联网联合创新中心，今年还会再成立两个中心。”郭涛表示，高通在华业绩增长确实得益于中国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公司每年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数量保持在2000件左右，始终是在华外资企业中的前三名。
    郭涛表示，希望提高外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获得感”，并在市场准入标准制定等方面出台针对性政策，树立中国政府“重外商、亲外商、爱外商”的形象，让外资企业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方面有更多的“归属感”。

疫情造成外籍员工来华不便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来华投资兴业的外资企业，雀巢目前在中国有23家工厂，7家研发中心，国内员工达到3万余人，年营业收入达到5000亿元。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反而坚定了在华投资的信心，加快对天津等三地投资15亿元，用于食品和婴儿辅食市场开发。”雀巢公司大中华区企业事务副总裁方军涛谈到，非常高兴看到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最新《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该公司生产的商品都进入了鼓励类，“这让我们非常受鼓舞。”
    方军涛此次带来的问题是，婴儿乳粉配方如果要获得许可，专业人员到工厂去现场审核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但由于疫情影响，海外巡厂变得困难。今年2月份，中国发布了婴儿奶粉新国标，雀巢有很多款进口乳粉配方也需要调整，但因为外方专业人员不能进入国内，新配方方案迟迟不能成行，“一些进口奶粉可能断供，其中包括像天生乳糖不耐受婴儿所需的特殊奶粉，希望能帮助提供替代方案。”
    英国石油公司中国企业事务和公共事务副总裁王鑫表示，他们也面临外籍同事无法进入中国的问题：“我们在江苏启东有一个海上邮船的生产项目，投资规模达到几亿美元。但很多技术专家因为疫情影响无法进入中国，影响了项目进度，希望得到支持和帮助。”
    金鹰集团中国区副总裁赵勇这次也带来同样的问题，公司外籍核心高管家属孩子无法来华，非常影响高管的工作质量。
    “我的切身体会是，政府和企业确实就是‘清’和‘亲’。中国的营商环境比较人性化，我们有问题可以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赵勇这样评价。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公共事务总监支亦祥也提及疫情原因，影响了外籍员工的轮换和派遣以及外国专家来华工作的积极性。“2020年除了40亿欧元的投资，我们还在安徽省投资了20亿欧元的股份，成为国轩高科的最大股东，体现了我们对在中国发展的信心。”支亦祥表示，对企业来讲，营商环境不仅是企业开办手续的便捷，更多需要后续服务的优化。

外企希冀得到更明确的政策指导

    “宁吉喆副主任提到，我们在座的每个企业都是中国企业，听到这句话，我感到非常欣慰。”普华永道中国政府事务总监冀菲表示，目前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意愿大大增强。她带来的问题是，在建设数字中国的过程中，真正具备数字化专业的人才有限，他们会优先选择大的互联网公司，其他类型的公司想去“挖人才”是很难的。她建议将现有人才进行数字化转型，提升他们的数字化技能，期盼中国政府对数字化培训的税前费用给予优惠补贴。对于外商投资清单和市场准入清单，她建议政府研究一些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把行业分类的需求细化，比如数字化转型中的咨询，以更好满足数字化运行时代的需要，让市场监管更好地服务新兴业态。
    淡水河谷矿产品（中国）有限公司中国公司事务部总经理冯薇表示，公司自1973年以来，一直把中国作为长期战略合作伙伴，除了提供铁矿石，还和很多中国港口和航运公司有很多合作。“对我们大宗商品生产厂商来说，物流系统非常重要。我们希望了解外资在物流和供应链这两个领域投资，国家是否有相关优惠政策，指导意见是什么？另外，沿海港口都有保税仓库，如果国内能建更多的铁矿石保税区，提供更多的贸易和商业便利，对我们企业的帮助更大。”
    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企业事务总监吴洁则表示，作为一家全球性医疗保健公司，公司的三大产品为处方药、疫苗、消费保健品。她认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加速新药审批流程，缩短创新药在国际市场和中国市场上市的时差，“给外资企业投资中国增强了信心”。她希望政府部门继续激励创新药的发展，加大对重病、慢病、传染病、创新药物疫苗的关切，鼓励创新药和临床急需药，扩大创新药先行先试的范围。

国际产业链：跨国企业与中国相互成就

    “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的一系列活动就像是‘行走的达沃斯’，我本人都积极参与其中，见证了各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努力。”克诺尔公司中国副总裁刘畅表示，公司用“双脚投票”，不但增加了在中国的投资和厂房建设，还在疫情中就开始启动在武汉的研发中心的建立，以表达对中国政府抗疫行动的认可。
    “其实，跨国公司早就融入了中国的产业链。”刘畅表示，克诺尔是一家有115年历史的德国轨道交通行业供应商，多年来为中国高铁等轨道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贡献了力量；同时，得益于中国的超大市场和对外资的鼓励政策，公司得到了高速可持续发展。“跨国公司和中国产业链本身是相互成就、彼此依赖的关系，”她说，“我们作为多年深耕中国的外资企业，希望中国政府把我们视为中国产业链上的一员、视为本地企业，我们也希望投身中国产业链的重塑，使其顺畅发展。”
    雪松控股集团旗下英国Stemcor公司副总裁沈俊华表示，该公司的核心业务就是供应链管理。“供应链的国际合作，需要稳定友好的贸易政策作为基本支持，当政策有了巨大调整，就会给供应链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今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都在快速波动，像汽车、工程机械等高附加值行业就会受到影响。我们作为服务商，要尽量让供需双方保持紧密的合作与联系，我们也希望运用全球化网络帮助实现这一目标。”沈俊华表示，贸易融资是供应链服务商发展的瓶颈，希望中国的金融体系能给外资企业在贸易融资方面提供更好支持，让双循环体系有更深远、更好的发展。
    维斯塔斯风力技术集团是丹麦一家百年风力发电企业，建立了全球最大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1985年就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全球供应链的60%都来自中国，如碳纤维叶片、涂料、螺丝、钢铁、木材等，有较长的产业链。
    “得益于中国有效应对新冠疫情，我们全球产业链基本没有受到影响。2020年2月17日，我们位于天津的工厂就复工了，使得全球供应链保持顺畅。”维斯塔斯风力技术集团中国公共事务总监孙杨表示，企业对中国的营商环境表示感谢。“中国政府有没有可能出台支持绿色营商环境的相关政策？因为我们公司有非常大的绿色发展需求，也提出了供应链要全部绿色化。”孙杨提出，“作为可再生能源企业，希望参与到地方政府和国家的碳中和路线图的制定中，把丹麦的绿色发展理念与实践带到中国来。企业正在积极带动产业链重点在中国中西部地区投资，希望地方政府支持建设绿色园区，在相关配套项目核准、相关电源建设项目核准、电网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得到政府支持。”

如何选择发展地区：看对产业的开放性包容性

    在会议茶歇期间，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了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的品牌公共负责人尹倩。作为一家国内领先的生物医药高科技企业，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覆盖癌症全周期的多元解决方案。尹倩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泛生子于2020年6月在纳斯达克上市，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以及美国各有一个实验室，在北京有一个研发中心。
    谈及对国内营商环境的看法，她表示：“中国不同城市的地方法规略有不同，对生物产业的细分也不同。我们在选择城市时会着重看它对生物产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以及有哪些优惠政策可以助力企业发展。根据我们不同的业务类型，我们也会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开展形式。”据她介绍，2020年公司与江苏省无锡市政府一起开展肝癌早期筛查项目，就是一种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形式。
    在尹倩看来，对于整个生物产业，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都非常开放，政府服务领域广、力度大，服务意识强。“我们跟他们一起开会，他们会非常愿意倾听。企业可以很坦率地向地方政府提出建议，政府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支持。”据她介绍，公司总部目前在中关村生命科技园区里“安家落户”，园区聚集了一大批生物企业，并已经形成了产业集群，企业之间进行合作和交流特别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