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 苟俊

    “在商品贸易、投融资合作、产业转型等多个领域，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呈现出明显的优势互补特点。”在日前举行的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人民银行国际司副司长周宇从商品流动、资金流动、产业转型升级3个层面分析了“一带一路”建设和新发展格局之间的联系。
“在贸易层面，‘一带一路’倡议非常有利于新发展格局下的贸易转型升级。”周宇认为，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市场规模比较小，内需也不足以支撑经济高速发展。当时资本、技术这些生产要素也都奇缺，因此我国选择了外向型的发展道路，通过积极融入国际经贸体系、参与国际分工、发挥中国劳动力优势，创造了增长奇迹——2013年中国成为第一大贸易国。这是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结果。随着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贸易结构不合理性凸显出来，主要表现为加工贸易占比过高。2005年之前加工贸易在整个出口总额当中的比例长期保持在55%左右。而且加工贸易的顺差持续超过一般贸易顺差。这样的贸易模式有两个缺点：一方面，使我国过度依赖外需；另一方面，国内生产环节附加值低，不利于转型升级。“所以今后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联系，有利于我们进一步降低加工贸易的比重，促进一般贸易的发展，有利于改善贸易结构，使贸易市场更加多元化。可以这样说，‘一带一路’确实是在新发展格局下，优化当前贸易发展的重要途径。”周宇说。
    在资金流通层面，周宇认为，高储蓄率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支撑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过程中，投资的边际效应会有所下降，国内投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趋近饱和，市场主体会自发选择赴外投资。从分散风险的角度来看，市场主体会配置一部分境外资产，“一带一路”国家自然就成为储蓄多元化配置的重要目的地。
    在产业结构层面，周宇表示，一般来说，当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原有优势下降的时候，产业会自然而然向比较优势明显的国家和地区转移。我国进入发展新阶段，产业会遵循比较优势的规律，有一些外迁，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转移会加大。“个人认为，对于供应链的转移应该冷静、客观，不需要过度恐慌。一方面，外迁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行业，是由比较优势的动态规律演进所决定的，应该客观对待，并且这个转移和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应该看到我国在生产效率、营商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是有明显优势的，制造业的体量仍然较大，规模效益很强，产业外迁速度可控。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有望保持在全球主要制造业中的重要地位。”
    周宇表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方，中国应该在国际经贸规则的建设过程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对标最高水平的国际标准，然后去构建开放型的新体制。具体到金融开放，有3个方面的事情需要做好：——加强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负面清单模式符合高水平开放的要求，能够将开放的理念和精神自动适用于新领域和新业务，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预测性，最大程度地激发市场活力；负面清单模式和金融业的持牌经营模式并不矛盾，金融机构的准入和业务开展需要满足资质的要求、持牌经营的要求；负面清单模式和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也不矛盾，因为监管部门可以将更多的资源从准入管理阶段转向事中事后阶段，实现监管效能的提升。
    ——在逐步转向金融业制度性、系统性开放阶段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相关规则的国际接轨，完善会计税收等准则，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规则，使我国同类的金融业务规则尽可能合并同类项。
    ——在完善金融监管层面，开放的同时一定要加强监管，使监管的能力和开放的程度匹配，建好防火墙。